書名：《瘋狂的年代：世界大戰源起與全球秩序未來》
內容簡介：當前國際政治的情勢正處於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2021年五月出版的《經濟學人》封面標題就是「地表最危險之地」（意指台灣），並且標明了美國與中國的對峙。在這樣的國際情境下，以下的問題很自然的浮現：中國與俄國正在形成反西方同盟嗎？中國或中俄同盟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出現了新冷戰嗎？中國與美國在各方面所呈現的是衝突為主嗎？武裝對峙存在嗎？武裝對峙會升高到衝突嗎？更重要的是，從阿富汗、敘利亞、烏克蘭、南海，乃至台灣海峽，當前硝煙四起的大國競合與對峙，到底會將世界帶向何方？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愈來愈近了？在危機一觸即發的時刻，最深沉的歷史反思，人類究竟將重蹈覆轍？還是理性迴避戰爭之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人類要避免再次爆發如二十世紀上半葉連續兩次瘋狂殺戮之世界大戰，唯有認真面對和理解戰爭爆發的因由，才有可能獲得啟發和教訓，否則兩次世界大戰就不只是歷史，而是即將到來的事實。
作者介紹：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酷喜讀史，長期聚焦於破除因各種中心觀所致之視野偏狹，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搶先試閱：〈後美國時代何去何從〉
根據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定義，「一旦某個國家擁有霸權，國際體系將不再是無政府狀態，而是進到等級制度中」，當然，或如同吉爾平（Robert Gilpin）所言，由於「歷史上從來沒有國家控制過整個國際體系」，因此霸權只是個相對而非絕對性概念。
事實是，至少個人認為，排除美國被迫形塑出來的「兩極對抗」假象，美國在一九七一年之前確實符合米爾斯海默的霸權定義，以無敵姿態君臨俯視著整個世界。正因美國擁有之不對稱絕對權力優勢，加上它在制度缺陷下仍舊積極推動海外干預，儘管其主要著眼點乃滿足自我利益，一定程度之國際秩序仍成為美國外交政策自然外溢的公共財。
無論如何，一九七一年迎來美國霸權的第一個轉捩點。
如同英國在一九二五年試圖堅持「金本位」，導致大量黃金從歐洲流至美國，後者憑藉自身鉅額庫存在一九四七年以「金本位」為基礎建立之布萊頓森林體系，也讓美國在二十年內流失三分之二黃金儲備，並在戰後首度經濟明顯衰退的壓力下，迫使尼克森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突襲式宣布停止黃金兌換，等於自我拆毀「美利堅和平」之經濟支柱。
同年，不僅美國軍備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在戰後首次低於百分之八，國務卿季辛吉在七月秘密訪問中國為打「北京牌」鋪墊，更象徵美國重返「權力平衡」外交的第一步。 不過，畢竟軍事實力領先幅度依舊睥睨全球，加上一九七五年以「石油美元」取代金本位後繼續維持貨幣優勢，以及一九八九年後共產集團自我解體，終究讓尼克森悲觀預期之所謂「五強世界」（a five-power world）並未出現。
據此，美國非但延續霸權迄今，甚至在新保守派於一九九七年創設「新美國世紀計畫」（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推動帝國戰略下，小布希政府還在二○○一與○三年接連進軍阿富汗與伊拉克，目標直指世界島心臟地帶，成為繼英國與蘇聯之後，第三個大膽挺進「帝國墳場」的西方大國。
且不論中東戰爭成敗，二○○八年，美國再度迎來霸權地位之另一轉捩點。
源自二○○七年美國國內次級房貸風暴的全球金融海嘯，猶如重演一九二九年美國股市崩盤帶來全球大恐慌的戲碼，類似之處在於，它們都源自在「夢幻、無窮希望與樂觀主義」下，過度貪婪、不理性地操作金融槓桿的結果，其後也都波及歐洲並帶來極右民粹浪潮（例如一九三○年代的納粹與法西斯主義）。
但主要差異是，美國當時仍在崛起途中，且最終藉二次大戰登頂，此次則正面臨相對衰退階段，更別說周圍還有一堆競爭對手環繞在側：包括二○一○年透過《里斯本條約》深化整合的歐盟、可能在二○三○年前後經濟超越美國的中國（依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已在二○一四年超越）、普丁主政下重新崛起的俄羅斯， 甚至是日本與印度等國家。
不能否認，美國霸權最大的挑戰還是自己，尤其是它搖搖欲墜的經濟優勢：除了一九五○年僅三千億，在二○○八年首次突破十兆後，二○一七年再度突破二十兆大關且將於二○二一年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百的美國國債，以及一九七一年首度出現赤字後，二○二○年來到六千七百九十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至於美國二○二○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十六，達到三點三兆美元的財政赤字，既創下一九七○年以來最高紀錄。
在同年新冠疫情衝擊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預估全球已開發國家失業率或將比一九三○年代大蕭條時期更為嚴重，更不啻雪上加霜。可以這麼說，經濟因素不僅如同本書前述，在現代世界史中扮演關鍵角色，且為美國霸權地位基礎所在，相較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蘇聯這個真假撲朔的「敵人」，無論由於締造奇蹟而在一九八○年代被盯上的日本、因深化整合在一九九○年代至新世紀初期一度被鎖定的歐盟，乃至近年來浮現隱然超越態勢而成為華府眼中釘的中國，遭美國「另眼相看」的原委無不與這些對象潛在之經濟威脅有關。
國際格局穩定性同時呈現在軍費開支上面：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統計顯示，基於冷戰結束帶來之和平想像，全球國防支出一度在一九八八年後呈現持續遞減態勢，在一九九七年來到七千四百億美元的最低點，但隔年便開始反轉，除了二○一二至一三年因金融海嘯影響些微向下修正，接著便一路暴增至二○二○年的一兆九千八百一十億美元，足足是前述最低點的二點六倍； 暗示不啻相當明顯。
正因美國在維繫經濟優勢方面看來愈發力有未逮，《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在二○二一年特別以「衰落與消亡」（Decline and Fall）為題，嚴肅探討「美國能否繼續領導世界」（Can America Ever Lead Again）此一關乎世界秩序未來的問題；其中，哈斯（Richard Haass）和庫普乾（Charles Kupchan）開宗明義指出，「東亞正繼續其經濟崛起，至於英美這兩個曾經存在的西方霸權則都走向終點」。
如同大國之間的權力與意識形態競爭在歷史上曾數度引發戰爭，如何在新的多極世界中重建大國協調框架堪稱當務之急， 更甚者，後者早在二○○二年便曾論述「美國時代的終結」，認為後冷戰時期全球地緣政治重構與華府的戰略失措已為其霸權敲響喪鐘。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經由數世紀歐洲歷史淬鍊之「現代戰爭狂熱綜合症候群」長戰爭遺產並未真正遠離我們，不過在美國霸權「封印」之下暫時沉睡罷了，又或者，類似瘋狂其實從未止歇：例如自一九六五年三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即便對手不過是個剛剛驅逐法國、獨立不久的前殖民地國家，美國在針對北越長達三年八個月的「滾雷行動」（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中，仍投入高達三十萬架次戰術飛機從北緯二十度向北延伸到中越邊境，進行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轟炸行動。
根據五角大廈在一九六七年底公布資料顯示，相較太平洋戰爭的五十萬噸與韓戰的六十五萬噸，美軍在前述行動中共扔下超過八十六萬噸炸彈， 甚至當時美軍最高指揮官威斯特摩蘭（William C. Westmoreland）一度秘密計畫動用核武，這還不包括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一年在越南、緬甸與寮國上空噴灑兩千萬加侖落葉劑、留下無窮生態遺禍的「牧工行動」（Operation Ranch Hand）。
其次則亦如前文所述，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之結構與起源不僅與一九二九年黑色星期二相當雷同，後續效應包括民粹排外浪潮、極右派言論與政治力量崛起、關稅貿易戰等，無不有完美複製歷史情境之高度暗示，這還未計入一九一八至二○年大流感與二○二○年以來新冠肺炎肆虐之效應。
儘管發生順序不同，這兩場全球傳染病都巧合地讓普遍性疫情與經濟困境產生負面連動；當然，認定人類歷史終將重蹈覆轍之命定論顯然過度輕率，但某種政策對撞之悲觀場景也未必能輕易排除。
以近期吸引眾人關注之美中對峙為例，儘管陸伯彬（Robert Ross）認為，中國可能正進行某種間接的平衡戰略，但應不致去組織一個反美同盟， 目前看來，同盟競賽跡象確實不太明顯，但中國自二○一七年以來每年新造艦艇排水量都超過二十萬噸，單單二○一九年便下水二十四艘艦艇，二○二○年服役數量達二十五艘，從二○○○年一百一十艘成長至二○二○年三百六十艘的艦艇總量更正式超越美國，除五角大廈在當年新版《中國軍力報告》指出中國已經具備「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海軍軍力， 許多人也預測其海軍規模至二○三○年或將達到美國一倍， 一方面迫使美國啟動所謂「三十年造艦計畫」加以因應，從某個角度看來，此一發展亦頗有一八九○年代英、德海軍競賽的影子。
誠然，美國霸權地位變遷及其可能帶來之各種衝擊，已經成為接下來全球秩序無可迴避之某種「灰犀牛」（gray rhino）效應來源， 此處仍須指出，或許作為現代世界特徵之瘋狂依然，世界局勢確實始終詭譎多變，例如英國與德國兩度「鷸蚌相爭」，卻換得美國在戰後「漁翁得利」，便是一例。
何況根據喬飛（Josef Joffe）的看法，即便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五度浮現「衰落論」，美國還是「關關難過關關過」，迄今影響仍不容各國小覷； 只不過，相信誰也都知道（儘管許多人假裝忘記），無論需要多長時間，新的支配性國家終究有一天會出現。
問題是：除了等待，我們還能做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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