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西亞今天紀念獨裁總統班阿里政權倒台7週年，但人民不但沒有大舉慶祝，反而再度上街抗議。這7年之間，究竟走錯哪一步？政治分析家、「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公民研究網路成員查利夫（Youssef Cherif）為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新聞網撰文，分析突尼西亞人究竟為何走上街頭。
革命後政治開放經濟落後
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在1950年代成立獨裁政權後，突尼西亞在接下來幾十年轉變為警察國家，不僅禁止政治活動，也不讓國民參與公眾事務。
2011年1月茉莉花革命發生後，突尼西亞一掃過去種種封鎖，國民變得高度政治化，政治體系更對所有人開放，但國內經濟光景大不同，仍欠缺妥善管理。
當政治開放達到極限，人民再也無法忍受經濟管理不善，民怨最終爆發。
社經困境引爆民怒
事實上，與2011年相比，突尼西亞的經濟情勢更形惡化。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方面，從2010年的39.2%躍升至2016年的60.6%；突尼西亞貨幣第納爾（dinar）兌美元縮水40%；失業現象持續存在，以青年族群尤甚，年輕人失業率高達35%。
基本商品價格不斷上漲，各行各業的突尼西亞人連聲抱怨生活水準惡化，每月都難以維持生計。
上述因素即為目前這波抗議風波的導火線。某種程度上來講，那也是突尼西亞7年來大多數示威活動的導火線。
1月1日生效的一項財政法案，引爆這波抗議浪潮。國會去年通過這項法案後，儘管媒體有所討論，但並未引起公眾注意；直到物價上揚，人們才開始關注。
一群大多由年輕人組成的社運人士，發起「我們在等什麼？」（Fech Nestanaou）抗議活動，反對這項法令。活動成員僅有幾十人，手段更僅限於對牆塗鴉和發散傳單。
但突尼西亞的警方體制仍未改革。他們依循班阿里時代的執法方式，對許多活動成員騷擾、施暴並（短暫）逮捕他們。接著，他們開始抹黑這項活動。
但因民眾的憤怒沉積已久，許多人自發性走上街頭，無關「我們在等什麼？」活動。一些左派政治團體，包括部分無政府主義傾向組織，也加入這項運動。
抗議活動在突尼斯（Tunis）、斯法克斯（Sfax）、傑比尼耶納（Jebeniana）、紹斯（Sousse）和其他各地城市的街頭蔓延開來。部分地區的犯罪分子也藉機洗劫。
政治菁英與人民脫節
自班阿里政權垮台以來，危機持續壟罩突尼西亞。
2014年的總統大選有兩個贏家：中間派的突尼西亞呼聲黨（Nidaa Tounes），與伊斯蘭復興運動黨（Islamist Ennahdha）。
突尼西亞呼聲黨在競選期間專與伊斯蘭復興運動黨打對台，但選後卻同意與對方結盟，導致黨內基層普遍失望，並引發一波辭職潮。
突尼西亞呼聲黨的艾塞布西（Beji Caid Essebsi）卸下黨魁成為總統後，黨內爆發繼任危機且開始分裂。
因此，兩黨結盟從一開始就十分脆弱，建立於互相猜忌上。兩黨「共識」主要來自艾塞布西和伊斯蘭復興運動黨領袖甘努奇（Rached Ghannouchi）兩人間的協議，有名無實，無法深入兩黨選區。
各部會首長和國會議員與地方脫節，他們通過的許多法律、措施只反映自身利益，且影響範圍有限。
僅管政黨力量被削弱，突尼西亞呼聲黨的象徵地位仍然崇高。因為對許多「世俗」國民來說，它是伊斯蘭復興運動黨的世俗替代選項；對官方機構成員而言，它是舊的國家黨；對國際社會而言，它是突國的「現代派」門面。
至於伊斯蘭復興運動黨領導階層，因懼怕國內外對伊斯蘭教的敵意，突尼西亞呼聲黨成了絕佳的煙幕。
僅管這項「共識」的功能極為失調，對精疲力竭的敵對兩黨而言，仍是最佳選項。
因此，當國會審查這項由政府起草、主要受國際貨幣基金（IMF）啟發的財政法案時，取得共識的兩黨國會議員少有反對聲音。他們投票贊成這項法律，但沒有公開提出辯護，也無法向選民交代。
更甚者，由於總理查希德（Youssef Chahed）與聯合政府內部各政黨領導階層存有芥蒂，雙方對這項財政法及實施辦法溝通不良。據悉他與總統也關係不睦，加劇當前根深蒂固的危機。
問題無解淪惡性循環
這項財政法對兩黨支持者而言都是一大打擊。突尼西亞呼聲黨在競選期間大力承諾將振興國力，使支持者認為國家將能恢復往日榮光，提供工作機會、補助與社會保障等措施。
同理，伊斯蘭復興運動黨的支持者也抱持類似期待，認為財富分配將改善，而社會福利與援助計劃也會增加。
但實際上，兩黨組成的聯合政府逐漸實施撙節措施，並減少補助與公家機構工作機會。
自2011年以來，這般情況輪番上演：經濟問題引發公眾憤怒、公眾憤怒引發公民反抗，各黨利用民怨大開空頭支票，掌權後卻無法化解經濟問題，往後陷入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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